I. 들어가며

思想库可以定义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薛澜等，2006：324）虽然学者们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例如：Dickson, 1971；Daniel，1976)，但从理论上解释思想库影响力的努力却一直不那么成功。过去，有一些西方政治学理论曾附带地提到过思想库及其影响力的问题。多元理论（Pluralist Theory）（Robert,1967）认为，思想库确实可以作为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参与到与诸如贸易工会、环保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政策的竞争之中。基于多元理论，思想库之间表现出对于观点和经费上强烈的竞争被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称为开放的“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Greg，1986）。但多元理论在解释思想库时最关键的缺陷是：它并没有充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思想库）这样做（加入利益集团）”（why some (Think tanks) do (to join in interest groups)）（Donald，2002）的问题。在精英理论（Elite Theory）中，思想库中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被认为是政策精英，他们对政策的产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至于这些精英通过什么方式去影响政策决策，多姆霍夫提供的解释是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的亲密纽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精英理论无法说清楚为什么纽带关系就能和政策影响力相联系。而组织现实主义（Organizational realist）国家理论（State Theory）则与前面的理论相反，它认为国家具有自主性，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参与者，思想库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成为最终的政策产出。并没有证据表明国家采用了某项政策主张确实是某个思想库的努力的结果，而相反，国家的意志还能影响思想库以及其它政策参与者（actor或participant）的行为。近几十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思想库的思路是将政策过程分别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化，而同时考察思想库在政策过程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的作用与地位。在时间上，政策过程的阶段理论的倡导者们将政策过程拆分成政策循环（policy cycle）中的各个阶段（如：Franklin，1982；Ramesh，1995）。思想库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参与并影响着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聚焦于议程设定阶段的多源流（multiple-streams）模型(Kingdon,1984,1995)指出，思想库能够激发政策议程设定阶段中的政策源。在空间上，无论是西方政治的所谓“铁三角”结构，还是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公众的参与，均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探讨。而理解思想库影响力最流行最可量化的方法：思想库媒体引用（Media citation）和国会听证（Congressional testimony）（如 Donald, 2002; Andrew, 2004）就是基于这一结构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但是，这些方法都无法用来解释思想库影响力差异的原因。综上所述，过去学者们的努力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思想库影响力，特别是他们无法回答为什么有些思想库规模小但影响力反而很大的问题。本文希望建立一个便于定量地解释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不仅在中观层面上关心思想库与其他成员的互动，而且我们还在微观层面上强调思想库的核心能力。在这种思路下，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两大政策过程理论将被我们继承并发展。本文的另一项工作是，运用这一结合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的研究路径，探讨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