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在现代中国的兴起

陈丹丹

第一节 背景

现代中国“伦理世界”的危机

在论文的开始，我首先把现代中国的危机理解为“伦理世界”的危机。这一观点，同样也是对现有学界成果的回应与挑战。在此之前，林毓生教授所定义的“秩序危机”与张灏教授所命名的“意义危机”，在我看来，都可以包括在“伦理世界的危机”中。在传统 “内圣外王”的架构下，政治与伦理合一，伦理与道德合一。但进入现代后，这一整合的“伦理世界”开始分裂，由此带来现代中国的危机。

关于“儒教中国”作为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坍塌，众多学者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第二章第一小节就题为《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在此小节中，林教授指出：“随着普遍王权崩溃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也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这虽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一切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也都随之丧失”，但至少意味着，“在过去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和价值丛聚，在文化与道德系统解体以后不是败坏，便是脱臼，或者说，传统的文化和道德的框架已不复存在了。”[1]　林教授据此将现代中国的危机理解为“秩序的危机”（a crisis of order）。在此基础上，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一书中，张灏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的危机，而且是一种远为深刻的危机——东方秩序的危机”。由此，在张灏教授看来，现代中国的危机，乃是“意义的危机”（a crisis of meaning），即作为“意义世界”的整个传统的失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