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声音史料的相互关联

——以民国时期上海唱片为中心

 

 

 葛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记录、复制与传播声音,是自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梦想,无论身处西方,还是中国。只是在近代科技尚未发达之前,此类奇思在世人看来,几近怪诞。如清代袁枚在鬼神笔记《子不语》中记有“江秀才寄话”一则,描述了清人对于录音的遐想:婺源江秀才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澌散不全矣。袁枚生活于18世纪,而其笔下江秀才制作的录音设备,与一个世纪后爱迪生发明的蜡筒式留声机的形状及工作原理,在构想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在近代科技尚未昌明之时,此类构想在传统文化中只得归属“怪力乱神”之类。但是古人对于声音记录、复制及传播的向往,为以后唱片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普及做了文化上的铺垫。自187711月爱迪生研制出世界首台留声机,以及19世纪90年代伯利纳率先成功制作出唱片以来,人类记录及复制声音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从此,人类可以从声音的角度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一种传承历史的新媒介随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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