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近代中国大学“实科”之发展

                 ——中央大学的例子

蒋宝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区别于传统书院或官学，近代中国大学的重要特征是西式系科结构及课程设置的引入。近年来的中国大学史研究，开始注重对大学系科和专业的讨论。如林晓青对1937年前北京大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字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七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主要聚焦于中西学问如何与现代大学机构相结合。[1]可以说，每个大学的学科结构都有与众不同之处，或偏文理，或偏实用，或是单科在国内首屈一指（如东吴大学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及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科等）。[2]

1917年，蔡元培在出掌北京大学之初表达其重新编制大学系科的意图：“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其重要理由是文、理二科“专属学理”，而其他各科则“偏重致用”。[3]此后，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科系和课程设置改革，扩充文、理两科，停办工科和商科。从此，北京大学以文理科为主的基本学科构架奠定。至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虽主要受苏联因素影响，但新北京大学的以文理学科以基础的“综合性大学”体系亦有历史沿袭的影响。蔡元培以文理科养成大学为“高深学问之所”的观念颇具影响力，但也应注意到，同时期并非所有大学均以文理为主，特别是伴随着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和全面抗战的爆发，蔡氏所摒弃的“实用学科”在许多国立大学都有相当发展。